当老巴在电话里把这一喜讯告诉我时，我想到的是北极光。十岁的白依尔丹，作为冰城体校的苗子生，被选拔进观摩冬奥会的队伍，这是多么幸运啊！小姑娘的梦想犹如北极光，无论冬夜多长，一定会在天幕上闪现出耀眼的光芒。在为老巴和他的孙女白依尔丹高兴的时候，我的思绪也像被一根绳索牵向了时光深处，牵向了我生命的再生之地——大兴安岭雪原。

   18岁那年，军队列车开了三天三夜将我从中原拉到了黑龙江，我第一次被大兴安岭的雪震撼了：白雪皑皑覆盖着远近的山川，起伏绵延的雪岭如一条白蟒横卧大地，阳光下雪花泛着刺眼的白光，轻轻一吸，清澈的气味浸润心田——那是雪的味道。我喜欢雪，尽管我不能像诗人一样，把晶莹的一片片雪花撒进诗行，但在黑龙江冬日踏雪出操巡逻，至今忆起仍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

   在部队我成了一名放映员，那年春节前夕，营长带着我去地方林场慰问。大兴安岭的林场太多了，一连七天，我们白天在车上，晚上在放映场。腊月二十九，只剩下林海深处的两个林场了，在第一个林场电影快放完时天空下起了雪，我收起银幕已经是晚上十点多。走！最后一场。营长让司机提前热了车，我们在雪地里艰难地行驶着，摇摇晃晃中我睡着了，梦中我在雪花中奔跑，从山下跑到雪岭上，我高兴一跳便从高高的雪崖跌落，一声大叫，我醒了。营长拍拍我，又伸手摸了摸我的头，说，你发烧了。他犹豫着是去放电影还是返回部队，我笑着对营长说，没事，林场那边的人都在盼着电影呢！

   半夜12点我们赶到林场，场部院子已经扫得干干净净，空地上坐满了人。我拴好银幕，架上放映机。那时，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特别是深山林区，年节时看场电影是人们最快乐的期盼。

   电影镜头射出的光透过飘落的雪花，打在银幕上，我的眼睛有些模糊，我努力调整着镜头焦距。沉浸在电影故事里的人们时不时地嬉笑、惊叫，让我感觉很欣慰。不一会儿，我觉得寒冷如蚂蚁在脚尖爬动，我咬牙坚持着，后来腿脚似乎失去知觉了。银幕上出现“剧终”二字时，已是凌晨两点钟。林场的圆木房里，桌子上摆着酒和肉，林场场长夹过一块冒着热气的肉，让我快吃，说吃了身子就热乎了。我盯着，突然感觉眼前的肉旋转起来，然后我便一头栽倒在饭桌上。

   “小伙子太累了！”迷糊中听到有人说，然后有人往我身上擦酒……

   不行！营长让司机发动车，要连夜将我送到部队医院。车没开出多远，就被雪困住了。我醒了，看到光穿过空中的飘雪射在我身上，树也变成高高的直冲青天。这时，一阵马蹄声响起，老巴骑马拉着雪橇来了，人们赶忙将我抬到雪橇上，老巴挥鞭，马拉着雪橇向山下的医院奔去。

   一路，我时而醒来，时而睡去。老巴将大衣脱下盖在我身上，屁股压住大衣角，我看了一眼马呼出的热气，便睡着了……

   我睁开眼，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名老军医说，你可醒了。她说我昏迷了三天。老巴走进病房，说，小伙子，你可把人吓死了。

   后来营长说，多亏马拉爬犁。那时，我知道了雪橇，也就是雪爬犁。营长说下次去林场，一定要探望一下老巴。只是，当年我考入军校，离开了大兴安岭。

   我对母亲讲述这事时，母亲说救命恩人咱不能忘。我没有忘，怎么可能忘呢？只是总抽不开身去军营。直到多年后的一个春天，在老战友回军营聚会时，我去了林场。

   见到老巴，他已经六十多岁。我要看当年给我第二次生命的雪橇时，他哈哈笑了，从屋里拿出了雪橇——一个小马扎大小的爬犁。老巴说，他从伐木员变成护林员了，伐木工用来运圆木的爬犁和马也完成使命了。这个小爬犁是他给小孙女做的。小孙女去中心林场上幼儿园了，我没见到。老巴说，她一生下来就喜欢冰雪，刚会走路时专门往雪上冰上走。

   岁月如烟，那些珍贵的日子如大兴安岭的雪，纯美透明，没有喧嚣，宁静地滋润着大地，纯净得让人抛却凡尘世俗。雪，那是冰城的灵魂，是林海人的梦。

   太阳蹭着地平线一点点爬起，它的光马上照进虎年了。在这个新鲜的早晨，我给老巴回信：相约一同来北京，看北京的雪款款落下，我们与孩子们一起，陶醉于冰雪的明净与清新中，迎接新年。（谢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