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是孔子的高徒，魏文侯、李悝、吴起等人的老师，孔、孟之间最有影响和成就的儒学大师；是孔子身后《六经》的主要传人，经学鼻祖和《论语》的主编者之一。但是，由于宋儒片面推崇思孟学派、疑古思潮盛行等原因，学界对子夏及其开创的西河学派，长期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评价。笔者依据20多年的研究，在此略陈管见。

　　一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公元前507年生于晋国温邑（今河南省温县），卒于公元前420~前400年之间。其先祖世为卜官，故以卜为氏，六世祖为晋文公名臣卜偃，颇有家学渊源。他15岁拜师入孔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患难与共；弱冠之年任卫国行人（外交官），颇有政绩；自卫返鲁又任鲁国莒父宰，两年后回到曲阜协助孔子“作春秋”，并为其他弟子解疑释惑。

　　据《论语·颜渊》：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想到自己“无兄弟”，不免忧从中来。子夏先以闻于孔子的话开导他，进而讲道：“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以仁爱为准则谈君子修养，创造性地描绘出一幅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又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去见子夏，陈述了孔子的话和自己的困惑。子夏一听便深刻理解了孔子的话，随即举出舜“举皋陶”、汤“举伊尹”的历史典故，在阐发孔子“举贤才”之语的同时，提出了“选于众”的思想：即举贤才，需要在众多的待举对象中慎重选择，只有选中真正的贤才，才能取得预期效果。这就为孔子的政治思想，增加了新质。

　　以上两例说明：子夏在孔门求学的后期，已经成为孔子事实上的助教。他为司马牛、樊迟解疑释惑的言论，表现出一个大思想家、教育家的潜质和思想深度；他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发端于孔门求学的后期，被列入孔门“四科十哲”绝非偶然。

　　二

　　作为孔、孟之间的儒学大师，子夏为孔子服丧三年期满之后，回到家乡温邑，在北流黄河之西的广阔地域设教授徒，长达半个世纪。魏文侯、魏成子、李悝（即李克）、吴起、田子方、段干木、公羊高、穀梁赤等，众多名流出其门下。史称：“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史记·魏世家》记载：“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可见子夏影响之大，堪称名震诸侯。在子夏的教育影响下，魏文侯、李悝等人对魏国的治理，可说是孔子“内圣外王”之道的第一次成功的实践，使魏国在战国初期成为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最为强盛的诸侯国。子夏开创的西河学派，与魏国同时崛起，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其成就和影响，在当时的文化教育界独树一帜。

　　三

　　子夏是孔子身后《六经》的主要传承者，经学的开创者，是当之无愧的经学鼻祖。先秦所谓“文学”，大致相当于今之古文献学。作为孔门“文学”高徒，子夏在西河教授期间，继孔子之后整理和传授古文献，对《六经》做出初步的分章、断句和必要的解释，创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章句”之学，即最初的经学。经过子夏及其弟子、后学一代代薪火相传，形成了一批解经之作，如《春秋三传》《子夏易传》《毛诗故训传》《韩诗内传》《仪礼·丧服传》等。汉代立于学官的多家经学，都把自家的学术渊源追溯到子夏。东汉名臣徐防上疏曰：“臣闻六经，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子夏“发明章句”开创经学，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

　　古文献是文明的载体。我们说中国拥有五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史，究竟凭什么呢？在很大程度上，凭的是孔子、子夏等人在“周衰，礼乐废，诗书缺”的乱世中勇于担当，以文明传承为己任，下功夫搜集、整理、传授下来的经典文献。倘若这些经典失传，或者没有贴近经典的经学，夏、商、周三代文明将茫无可寻，所谓五千年文明史也会大打折扣。

　　子夏整理和传授古文献的功绩，可以说是仅次于孔子，是其他孔门弟子难以比并的，其他学派的学者更难以企及。其他如墨、道、法、阴阳等学派中人，要想卓然自成一家，就不能不学习古文献、不能不师从儒家。因此，子夏不仅对荀子及汉儒经学一派有深远影响，对于法、墨、道、杂、阴阳等其他学派，也起到了某种程度的催生或助长作用。他无疑是继孔子之后，为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做了奠基性工作的文化巨人。

　　四

　　子夏是《论语》主编者之一。汉儒郑玄说及《论语》领纂者，两次都提到子夏。有论者以《论语》载有孔子对其批评、告诫为据，排除其主编的身份，显然是低估了七十二贤的道德水准。我们知道：在《论语》之前只有官书，没有私家著书。囿于历史惯性，孔子生前及逝世后的一二十年间，孔子言论仅有个别零散记录，绝大多数内容仍以口头形态珍藏在弟子们记忆中，而没人想到“著于竹帛”汇集成书。《论语》实诞生于孔门弟子授徒的需要，这里简述如下：

　　孔子去世后，一些孔门弟子在授徒时，起初只是凭个人记忆引用孔子，随着“教然后知困”的加深，逐渐萌生出汇编乃师言论集的想法。当此想法和需要日益强烈，才可能将合作编纂《论语》之事提上日程。但这时，前期弟子多已去世，中后期弟子也陆续步入老年。在发起和共同领纂的过程中，仲弓、有若、子游、子张等相继去世，比较长寿的子夏、曾参在后期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从《论语》中有若、曾参皆称“子”等情况来看，在曾参去世后，补充、调整、誊清定稿者，是以有若、曾参门人为主的鲁国再传弟子。其中收录子夏、曾参语录颇多，则是对他俩在后期接近成书阶段所起重要作用的一种肯定。可以设想，要将个别弟子零散记录的，众多弟子记忆中孔子口述的、具体行为表现的、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思想材料，编写成确定的文本，需要做多少广泛搜集、反复琢磨、系统梳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创造性劳动啊！使《论语》比较全面、准确地记录孔子思想，成就这个在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上不朽的经典，子夏和曾参功莫大焉！全体《论语》编纂者功莫大焉！如果没有他们的巨大付出，事实上存在过的孔子的思想学说，就有可能像子产、叔向、晏子的那样，因为缺乏比较及时的传述、整理和完善，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剩下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甚至是面目全非的记述。

　　五

　　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前200年（公元前500年是高峰期），一大批先哲在互相隔绝的世界东、西方出现，如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孟子，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波斯的索罗亚斯特，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释迦摩尼）等。这期间产生了人类至今仍在思考的基本哲学思想，创立了宗教，是人类意识的觉醒期和历史的突破性发展期。此后人类历史每一次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从中获取动力和希望。

　　子夏、曾子等人正处于轴心时代的高峰期，他们传承和主持编纂的中华元典，积淀了中华文明的底色与特色，凝聚着最可宝贵的民族性格，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这些元典精神滋养下长大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难辨识。这种文明基因的决定性作用，不亚于血统与肤色。《论语》记录孔门师徒的嘉言懿行，也记录其缺点与不足，毫无造神的意图；记录孔子对弟子的批评性评价，并不回避主编者自己，毫无私心，值得称道。如“师也过，商也不及。”“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所以，国人灵魂的安放不在天国，在于现实担当“内省不疚”；中国也没有占全社会统治地位的宗教，没有教皇和宗教战争，没有“黑暗的中世纪”，能够在整体上长期处于古代世界的领先地位。

　　总之，子夏作为“轴心时代”高峰期的儒学大师，承上启下的大教育家和思想家，为传承和主持编纂中华元典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华文明史的突破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奠基，民族精神的积淀，民族性格的塑造，作出过特殊重要的贡献。（高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