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守党的纪律 不该说的坚决不说
周总理和邓颖超虽伉俪情深，但是作为身居高位的领导人，他们却公是公、私是私分得很清楚。平时他们的聊天范围很广，从一般老百姓关心的国家大事、谈书评剧到熟人朋友、家常话题无不涉及，但却从不会谈到一些没公开的机密事件，尤其是那些周总理认为邓颖超不该知道的事情，绝不会对她透露一个字。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周总理可以和有关秘书谈，但是却决不会对自己的妻子说。
据邓颖超回忆：“1927年恩来是党中央负责人之一，中央决定派他去领导南昌起义时，他甚至一直都没有告诉我要走的事儿。直到7月19日吃晚饭前，他才对我说了一句:‘今晚要动身去九江’。去九江干啥，什么时候回来？他没讲，我也没问，我那时也习惯离别了。走前，恩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没有再说一句话，他当然知道这次行动的性质，在那样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每次生离都意味着可能就是死别呀。”
还有一次，邓颖超在填表，她一边填一边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当年我和恩来入党的时间不同，又不在一个地方工作，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间入党的，这在当时的纪律中是不能说的事儿。那时候，在我们的相互通信中从来没提起过这些事儿，只是谈自己谈朋友谈革命理想，直到恩来回国后经过组织的沟通，我们彼此才知道大家都是党员了。”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有些诧异，邓颖超就补充说：“唉，我这样说你也许根本不相信，可事实就是如此，作为党员，我们始终遵守着党的教导：不应该说的事儿不要说；不应该问的事儿不要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我们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做的。”
不允许重修老家房屋
在周恩来的原籍有几间老屋，淮安县政府几次想把这些房子重修一下，周恩来知道后坚决反对重修。1958年6月29日，他亲自写信给淮安县政府，认为修房之事“万万不可”。周恩来的这封信寄到淮安后，在当地政府和百姓间引起很大震动。遵照周恩来的意见，淮安县政府也没有再修他老家的房屋。
1973年，淮安县再次提出要修周家的老房子，这件事传到周恩来耳朵里，他十分着急，立即请国务院办公室的同志给淮安打电话传达他“不准修房”的意见。后来，周恩来听说淮安县准备将他家的老屋修缮后作为图书馆后，又让秘书转达了他的三点指示：第一，不许维修；第二，不许动员院里的住户搬家；第三，不许让人去参观。其实，淮安县早前就已经准备把周总理家老屋的东院改做图书馆，而且已经占了三间当作书库，这回听了周总理的指示，他们决定停止施工。淮安县还报告说，县里没组织过参观周总理故居这样的活动，但还是有远道而来的参观者。现在他们已经决定，要对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不随便带人到那座院子参观，对外地的要求参观者也一概拒绝。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淮安县又把修缮周恩来故居之事提上议事日程。邓颖超知道后十分不安，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违反周恩来生前的意愿，亲笔给淮安县委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千叮咛万嘱咐不许修房子。
但是，出于对周恩来总理的敬仰和怀念之情，淮安最终还是决定重修周恩来故居。对此，邓颖超没有再说什么，生前也没去参观过周恩来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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