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12日，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在公社书记会议上讲话，教育干部走群众路线，带头深入实际查找问题。正是他的这次讲话，不经意间迸出了那朵极富哲理的思想火花——蹲下去才能看到蚂蚁！

　　怎样“蹲”下去？焦裕禄要求领导干部发扬土改时的优良作风，认真深入到农村各家各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在实践中获取真知。

　　同吃——

　　要求干部与农民一起吃农家饭

　　上世纪60年代，农村没有饭店。干部下乡，必须自带粮票和菜金，在农民家搭伙就餐。焦裕禄提出，干部与农民同吃，要深入“饭场”。

　　当时的农村，每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总爱端着饭碗出来，三五成群，边吃边聊。久而久之，街头、树下，一些稍宽敞的地方，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饭场”，而家长里短、村社新闻、生产救灾等，就会成为饭场谈论的内容。

　　显然，在焦裕禄看来，吃饭不是目的，只是一种媒介；通过与农民一起吃饭，与他们交朋友，听真想法、了解实情才是最终目的。

　　有名干部下乡不想吃农家饭，宣称农家粗粮瓜菜吃不饱，还给群众添麻烦，于是自己偷偷开小灶。焦裕禄发现后，严厉批评他：“啥叫与群众同甘共苦？群众能吃的饭，咱为啥不能吃？你这样做就是找借口、图享受，就是忘本。你不吃贫下中农的饭，咋知道他们的疾苦？你不去农民家里吃住，咋能了解真实情况？不刹住这股歪风，我们还谈什么为党工作，怎样为人民谋福利？”

　　焦裕禄不仅严肃批评了这名干部，还以此为鉴，给全县干部下乡立下规矩：吃饭必须和群众在一起。

　　执行规矩从自身做起。焦裕禄当时已患有严重胃病，但从不搞特殊。他曾连续三个月住在葡萄架村大队调查情况，不管在哪家吃饭，每天都会交一斤二两的粮票和四毛钱作为伙食费。有的农户家境稍好一点，焦裕禄能吃到馍；遇到贫困的农户，他就一起吃萝卜缨、木薯等，粮票和菜金一分也不少。

　　1963年2月1日，焦裕禄到土山寨查找贫困原因，在农民曹玉英家吃饭。但曹玉英家没有粮食，只能同吃蒸红薯叶。当晚，焦裕禄胃疼得厉害，同行的县委秘书给他买来两个烧饼。焦裕禄严厉批评了秘书：“群众能吃的饭，咱也能吃；群众能过的日子，咱也能过。”他喊来农家孩子，把烧饼分给他们。

　　2月12日，在城关区检查救灾时，焦裕禄在新韩陵小学吃饭。校长安排食堂给炒了几个鸡蛋。焦裕禄见老师们吃的是红薯粉，坚决把鸡蛋退回去，要了半碗红薯粉，到“饭场”和老师们边吃边聊，其乐融融。

　　不仅与群众一起吃，而且坚决做到吃一样的饭——在焦裕禄身上，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样的干部，不用喊口号，群众就会跟着走。倘若书记吃鸡蛋，老师吃红薯粉，那还算党的干部吗？

　　同住——

　　要求干部自带被褥和农民住在一起

　　同住，可以彼此聊天、谈心，最大程度拉近与群众距离。但同住最大的难点是扰民。群众的私宅，干部不宜轻易入住，否则，既会给群众生活带来尴尬，也不利于工作的开展，甚至引起群众的抵触情绪。

　　私宅既然不能住，那就选择公房。对此，焦裕禄提出要求：“深入牛屋。”

　　当时的兰考，农村的公房有三种：一是仓库，属于经济重地，按规定禁止入住。二是大队部、村办公室，属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场所，入住则影响公务，且农民在办公室谈话比较拘谨，很难获得真实信息。第三就是牛屋，饲养牲畜的地方，是农村最为“接地气”的场所，干部住在这里，既不影响群众休息，又能随时出发开展工作。乡村牛屋往往是人气最旺的地方，被称为“草根会议室”，大家稍有空闲，就喜欢聚在一起侃大山，最真实的声音、最基层的信息就在这“群聊”之中获得了。

　　焦裕禄之所以能一语中的，指出牛屋是干部深入群众的最好住处，是提前做足了功课的。他1962年12月6日履职兰考，3天后就来到城关区老韩陵村的牛屋，与农民饲养员萧位芬同住地铺，结下深厚友谊。就是在这个牛屋里，焦裕禄和萧位芬一起比较30多种树木，最终制定了兰考治理“三害”标志性方案——种泡桐。

　　1963年一年时间，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在全县推广种植了5万亩泡桐。萧位芬不会想到，正是他与焦裕禄的“牛屋谈话”，使兰考人民在治“三害”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多年以后，在泡桐成林、绿色成海的兰考，有一个导演想拍摄一部长篇电视剧。根据拍摄需要，导演提出要在当地找一处大点的沙荒地，再现兰考当年“三害”肆虐的情景。这让兰考人很为难：“上哪儿去找呀？兰考现在真是没有大片的沙荒地了。”

　　如今，矗立在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前的那棵20多米高的巨桐，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焦桐”。它是1963年3月焦裕禄亲手种下的。半年后，他在这棵幼苗旁，留下了一张经典的合影。

　　同劳动——

　　将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化

　　到兰考后，焦裕禄与班子成员研究后作出规定，领导干部每年必须安排一定的时间到农村蹲点，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县委书记和县长带头，选最穷的地方。直到今天，当地百姓还清楚记得，县委书记焦裕禄蹲点在老韩陵，县长张钦礼蹲点在张庄。

　　焦裕禄给自己定下规矩，将生产劳动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下乡时下地劳动，不下乡时就在机关附近劳动，走到哪干到哪。正因为他将“劳动”二字时刻带在身上，全县90%的群众都见过他，称他“跟咱一样的庄户人”；而身为县委书记的他，捧起盐碱土舔一舔，就能道得出“咸的是盐，凉的是硝，又骚又辣又苦的是马尿碱”这样专业的农家知识。

　　干部参加劳动，一方面能塑造干部正确的劳动观念，从思想感情上接近群众，防止因长期坐办公室而产生欺骗上级的形式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也能随时发现和解决生产救灾中的问题，为科学施策提供了准确的现实依据。

　　焦裕禄下乡，经常带两样工具，一是自行车，另一个就是铁锹。为查清兰考的土质状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每到盐碱滩、沙荒地，总要用铁锹挖一挖，看看下面的土壤成分。1963年4月15日，他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一起，从许贡庄到韩村，每走十几步就挖一个坑，一直挖了2公里，终于发现韩村西南的沙荒地2尺以下是淤土。焦裕禄立即组织当地干部群众垦荒，播种了30多亩玉米。韩村人又扩大战果，用同样的方法接连勘察出700多亩荒地。

　　1963年10月底，焦裕禄来到堌阳公社的范场、牛场、李场检查秋收，与群众一起收红薯。意想不到的是，他在牛场12大队收过的一分红薯地里，复收出40斤。焦裕禄当场批评生产队干部：“1分地丢掉40斤，你们种了71亩，就丢掉28400斤，每人平均180斤，太可惜了！”

　　牛场12大队的现象是不是个例？焦裕禄随后又在其他一些大队参加劳动，发现同样的问题。他随即提出：“红薯丰产了，并不等于丰收，要发动群众认真复收。”同时，他向县委打电话，通报调查的情况。县委迅即向全县发出通报，要求全县引以为戒，做好复收工作，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损失。

　　心连心——

　　实现领导干部与群众的“无缝”连接

　　在兰考的1年零3个月时间里，焦裕禄走遍了149个大队中的120个，却只留下4张劳动的照片，其中3张是偷拍的。兰考县委原通讯干事刘俊生回忆，焦裕禄在兰考期间，发现并树立了许多先进典型，但对于自己的典型事迹，却从不让报道。很多次，刘俊生想抓拍焦裕禄带领群众治“三害”、与农民促膝交谈、忘我工作的镜头时，焦裕禄不是转过身去留下一个背影，就是埋下身子躲避镜头。

　　焦裕禄认为，领导干部与群众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什么可以纪念的，更不能摆拍。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把相机对准群众。”这句话有着特殊的含义。对于当时的兰考群众来说，照相机无疑是神秘的，当记者对正在劳动的群众举起相机时，他们便知道自己留下了千年不灭的影像，劳动起来更加劲头十足。焦裕禄懂得群众的心理，更懂得将这种心理运用于实践。作为县委书记，他知道百姓需要什么，也知道百姓心里的好干部的形象——脚印永远比脸蛋更重要。

　　焦裕禄是个实干家，在把“三同”工作法运用于群众工作的过程中，他关注的是工作的效果，力戒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胡集大队在种植泡桐时，有人赞成植树造林要弄个样子给别人看，做到纵横成行、整齐划一；有人认为不应追求形式上的美观，应从生产实际需要出发。焦裕禄认为当时兰考的形势任务是度荒救灾，发展泡桐要“先顾吃饭，后顾好看”。对于已经种下去的单株独苗，他建议不再挪动，先保证树苗成活，“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不讲究形式。三五年以后，泡桐成长起来了，风沙治住了，便于机耕的农桐间作体系形成了，再考虑营造美化城乡的观赏植物”。

　　“把相机对准群众”“先顾吃饭，后顾好看”，焦裕禄把这些务实的理念与“三同”工作法紧密结合起来，使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之间拧成一股绳，不仅成为指导兰考植树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原则，也对全县的其他各项工作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一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怎么样，群众身在其中，自是最了解。而如何实现领导干部与群众的所观、所感、所知的“无缝”连接，是自古以来执政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焦裕禄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使得他与群众感同身受，产生了共同语言。可以想见，这样的县委书记，还用得着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吗？毛泽东说，领导干部“既当官，又当老百姓”。领导干部若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会被群众当亲人。

　　直到今天，提到焦裕禄，兰考的很多群众依然一口一个“老焦”地诉说着。在他们心里，焦裕禄不是“官”，而是朋友、亲人。事实也证明，群众视干部如亲人，干部就有威信，也就有了执行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全党：“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领导干部若长期坐在办公室，很容易滋生“老子天下第一”的观点，而忽视群众的创造伟力，进而与群众形成隔阂，最终忘记群众的疾苦，丧失自己的初心。焦裕禄运用“三同”，恰恰消除了领导干部这些潜在的危险点，为执政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李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