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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一生心怀家国天下——对话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曾枣庄

时间:2018-04-08 10:37:32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点击: 【字体:

    曾枣庄,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宋代文学研究会顾问、四川大学教授、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学术顾问。主编《全宋文》,专著有《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年谱》《苏辙评传》等。

  一代文豪苏轼的影响早已跨越时空、跨越地域,成为中国文人的杰出代表,被誉为“第一千年影响世界历史的十二位英雄之一”。他“丰财、强兵、择吏”的政治主张尤为人称道。为更好了解苏轼的艺术成就及从政思想,本报记者就此对话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曾枣庄。

  记者:苏轼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天才全能作家,他有哪些艺术成就?

  曾枣庄:“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苏轼评孟郊诗的这两句话,也可评他自己的诗。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写道:“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这段话代表苏轼诗歌见解,诗贵韵味,要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他特别推崇李白和杜甫,认为他们一出,“古今诗人尽废”。李杜二人中,他更推崇杜甫,他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

  苏轼的诗就有杜甫诗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在他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在长期担任地方官的过程中,对危害人民的水、旱、蝗灾等,十分关注,他常常为不能消除天灾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而深感内疚。“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同时,他的诗也有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青年时代,他就表示了“与虏试周旋”的决心。以后,他又经常表示愿意效命疆场,不少诗篇有着磅礴的气势。

  苏轼不仅在诗、词、散文等文学领域,而且在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都有巨大成就。他在书法、绘画方面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宋代有很多著名书法家,如米芾、黄庭坚等,但仍以苏轼最为有名,他的书法代表作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帖》等,存世绘画有《枯木竹石图》等。

  总的来说,苏轼艺术成就很高。他的散文标志着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诗称“苏诗”,可以代表宋诗最高水平;词称“苏词”,开创豪放词风;他创造新一代文赋,开明清小品文先河;他创立“尚意”书风,史称“苏字”,雄踞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他是中国“文人画”的倡导者,其绘画理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

  记者:那么,苏轼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他做人与为文是如何有机统一的?

  曾枣庄: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说:“(苏轼)初好贾谊 、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这段话说明苏轼思想复杂性及其变化过程。

  他早年为应举所作的文章,具有浓厚的儒家正统思想。他盛赞孔孟,说孔子学说“为仁义礼乐之主。”赞孔子“博学而不乱”,能“一以贯之”。用什么“一以贯之”呢?这就是“孝悌”,因为“孝悌足而王道备。”他称赞孟子能“有所守”。守什么?就是能守住仁义这根本:“孟子尝有言矣: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其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苏氏易传》是苏轼世界观的集中表现。这部书的“多切人事”,主要表现在它的中庸论上。中庸思想对苏轼一生的政治活动有着深刻影响。他在应试时,除献了25篇《进策》外,还献了25篇《进论》,其中前3篇就是《中庸论》。《进策》系统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而《中庸论》则是他的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记者:苏轼是文人从政标志性人物,他的政治主张是什么?

  曾枣庄:苏轼一生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北宋的“丰财、强兵、择吏”,也就是为缓和与解决当时的阶级矛盾和地区矛盾,作了不少工作。他尽己之所能来缓和阶级矛盾,防止辽和西夏的侵扰,巩固北宋的统治。

  苏轼的政治主张主要是“丰财、强兵、择吏”,也就是要改变当时那种“常患无财”,“常患无兵”,“常患无吏”的状况。在丰财问题上,他既主张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又强调“节用以廉取”;在强兵问题上,他主张“深戒用兵”;在择吏问题上,他主张“兼用考试、察举之法”,既要防止失于仓促,又要防止请托之风。在他从政40余年中,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他一生刚正不阿,确实做到了“虽死生不变乎己,况用舍岂累其怀”,即或生或死都不改变自己已经表明的主张;用与不用,都无伤于他的抱负。苏轼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词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是他一生心怀家国天下的自我写照。

  记者:请谈谈苏轼的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

  曾枣庄:苏轼少年时代是以母为师,在苏洵游学四方时,母亲程氏对他亲授以书,成了他的家庭教师。她曾教他读《后汉书·范滂传》,要苏轼以“能死直道”的范滂为榜样。在苏轼10岁以后,则是以父为师。苏洵经常对他说,作文章“皆有为而作”“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能解决实际问题。苏轼一生牢记“先君之遗训”做人为文,在《南行前集叙》中回忆说:“自少闻先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苏轼之妻皆姓王,均早卒。原配王弗有文化,苏轼读书,她就陪着“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便从旁提醒。她是一位聪明沉静的女子,对苏轼关心和体贴无微不至。苏轼初仕凤翔时,她以苏洵的话告诫苏轼:“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劝苏轼不要同那些一心营私、完全顺着苏轼的意思说话的人交往。对那些急于同苏轼亲近的人,她常说恐不能久,因为与人交往快的人往往抛弃朋友也很快。继室王闰之也十分贤惠,对王弗所生的苏迈和自己所生的苏迨、苏过一视同仁,“三子如一,爱出于天”。后来,王闰之也病逝。苏轼贬官岭南时,侍妾朝云随他来到惠州贬所。苏轼《蝶恋花》词有“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句,朝云“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病亟,犹不释口”。三位王姓女性,都很有正能量,具备诚实做人、诚实做事的品德,均能吃苦耐劳,无论丈夫、儿子顺境逆流,始终相依相伴。正是有了这几位优秀的女性在家庭教育和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苏轼才拥有如此辉煌成就,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令司马光惊叹道:“兴衰无不本于闺门。”(杨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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