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生活价值

　　价值观之生命力，在于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并发挥作用。否则，即是油浮水上。传统文化就学术形态论，乃儒释道者也。三者中，对老百姓人伦日用等公私生活方面，影响最深且巨者，是儒家学说。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几千年来，为中国人提供了一套核心价值观，并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儒家价值观者，仁义礼智信也。其中“仁”最为根本。人世间的道理是由感情开始的，“道始于情”，这是“仁”的出发点。仁者，“爱人”。爱人的品质由何而来？“亲亲为大”。仁爱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亲人是最根本的爱。但“仁爱”又不仅于此，人们应由“亲亲”扩大到“仁民”。每一个人如果把爱扩大到爱他人，那么社会不就和谐了么？另外，统治者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要行使“仁政”。仁政者，必从关心民生开始。所以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因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儒家的价值观，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德治为本、以修身为本、以家庭为本，提倡“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儒家价值观中，仁是根本，贯穿始终。但以人为关键，人是天地之核心，只有人才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如此的价值观，要求我们站在人生命主体之立场上，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存养功夫，力求去除私欲，逐渐明了天理，即“明明德”，达到所谓的至善。时时记住要“为善去恶”，使自己的心灵臻于廓然大公的干净清明境界，逐渐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与人生智慧。

　　质言之，传统文化虽经百年沧桑，但其价值观仍然滋养着当今多数国人之精神，对百姓的生活起着支配作用。复兴传统文化，有助于疗治当今社会价值缺失之痼疾。

　　优秀传统文化让我们提高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最为核心者乃学术自信。只有学术自信了，才有文化自信。与西方相比，自然科学我们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再到与之比肩，我们发展甚快；但人文社会科学，我们至今仍然处于落后状态，且尤以人文学为甚。造成如此境况之深层原因，恰与20世纪百年以来国学之不彰有莫大关系。国学者，中国固有之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者也。国学与国家共生共存，国家依靠其国学而生存，国学依赖其国家而昌盛。近代以来，我们学习西方，并仿西方建立大学，实行分科学制，传统国学经史子集等内容被分在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等学科内，让现代吾辈再难一睹国学整体之风貌，亦无法再领略先贤治学之精微方法。这也致使现代之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多为唐诗宋词之记诵，汉服唐装之穿戴等，对几千年中华古典学术之堂奥，知之甚微。令人深为之喟叹！这实乃传统文化之深层次的断裂。

　　正是此断裂直接造成民众的历史虚无主义，对自身民族与国家之历史缺乏温情与敬意，遑论尊重。且将传统视之为现代化之包袱，一有不如人处即将罪责归因历史与传统，对传统文化之精粹不加辨析。即便今日传统文化又成热潮之下，细辨之，但态度上仍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者居多。虽云从历史上看，后现代化国家于现代化初期，多采启蒙式文化动员，易否定自身文化传统，但放眼世界，如中国对传统文化之如此决绝者，毕竟少之又少。

　　古今之辩，中西皆有。我们学习西方，学至今日，真正要学的，应是学西方在古今之辩中的态度。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是西方进入现代文明的标志性事件，但皆以古代批判现实为开端。无古典文明之复兴，就无现代文明；现代文明之基本精神即奠定在古典文明的重新理解之上。在西方现代性发展中，诸如卢梭、马克思、尼采等，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都是借助古典文明批判现代性的种种弊端，从而大大推动现代性之发展。古今之争是现代性之应有之义，但对现代精神最有力之推动，恰恰来自传统。

　　加强国学研究，复兴传统文化，让我们对古代优秀文化真心引以为豪，如此才能把文化变成一种内生的源泉动力，作为我们的营养，像古代圣贤那样格物穷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从而推动中国现代性之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文化资源

　　在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须植根于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我们党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之关系的最为清晰的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邓小平同志曾经很形象地讲过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祖宗不能丢”，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句是要“搞清楚”，即真正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第三句是“讲新话”，即要根据新的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形势下，“讲新话”的延伸，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接续中国文化，且要水乳交融。这才能促使我们党之意识形态不断创新，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集大成者。（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