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信仰，我一直认为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奇特现象：呼唤清官的时代，必定是一个缺乏公正的时代，人们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清官，在不论多么糟糕的时代，都能透视到官场的良知。清官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广有市场，包拯、海瑞凡此种种，即使引车卖浆者都能为你津津乐道一番。“清官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似乎每个普通老百姓心中都有自己的盘算。

　　有一天偶然看到一张光碟《七品芝麻官》，母亲非要看。从小听她唱：“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老人家想必喜欢这类清正廉洁的故事。我一直以为这句耳熟能详的唱词是包龙图、海瑞之类著名清官的口头禅，后来在母亲的嗔怪中才渐渐知道，这是另一个为民请命的清官唐成的座右铭。而母亲常哼的就是豫剧《七品芝麻官》中县令唐成的唱词。

　　在并不遥远的16世纪，严嵩当道炙手可热，其妹“一品诰命夫人”严氏打杀平民。清苑县知县唐成为官清廉，一上任就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按院的官员们见被告原告各有后台，不敢审问。唐成为民请命，得罪权贵，几乎是九死一生。喜剧自然是要皆大欢喜的。高潮就在唐成庭审严氏的场景。卡在“定国公与严嵩”的政治斗争之间，在法律正义和前程命运艰难的选择之间，在个人处境和法律尊严剧烈冲突之间，“丑角”唐成巧用智慧，借助证据让严氏顾此失彼，最终当庭撒泼，竟无人敢动。最后，唐成摘下乌纱，大吼“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我突然觉得坐在沙发上的母亲，忽而笑声连连，忽而沉默不语。侧头看她，却发现老人家已热泪纵横。一个关于清官的喜剧，她竟看出泪来，这真是我始料未及的。

　　最近，电视里正在热播《焦裕禄》，母亲也要看。焦裕禄初到兰考县，当地正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灾民纷纷逃离兰考。人们调侃的“兰考路线”就是一条充满苦难的逃荒路。在饥饿困难面前，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普通农民都已经滋生了绝望情绪。焦裕禄硬是拖着被肝癌折磨的病躯，靠着自己的热情和身先士卒，带领干部和百姓取得了战胜“三害”的胜利。

　　然后我发现，这次流泪的不只她，还有我，还有一旁默默盯着电视的丈夫。我们谁也不说话，任凭眼里的泪光闪烁，最后滚落在地。只是在最不经意间的眼光接触，沉默中似乎已经交换了心中的情愫。习惯在饭后海吹一番的丈夫，也眉头紧锁，愁云密布。习惯了为生活而奔忙的现代人，难得会有一次眼泪的洗礼，这更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汹涌，对一个时代的缅怀，对一类人的注目礼。

　　母亲常说，未曾经历，不会懂得。她的眼泪中包含着对自己青春的留恋，对一个时代的感慨吧。毕竟，当焦裕禄的故事广为传颂时，她还在读初中。而丈夫的眼泪，似乎更多为好人的不幸，深有感喟，他总说“善有善报”的伦理。而我，一个纪检干部，如醍醐灌顶一般发觉，我为什么为清官而哭。是的，我懂了为什么《包公案》能在历史中上演千年不衰，为什么《海瑞罢官》在近五百年后仍能让人感动不已。

　　清官，或者说，清官文化，是一个叫人泪流满面的事实。

　　它使孤独的坚守者说不出的感动和痛苦找到了归宿，它让试图贪争者领受良知与正义的煎熬，它叫伸手寻租权力者终日戚戚，惶惶不安。这种铁骨铮铮、清正廉洁、刚正不阿足以拔出我们已经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犹豫和疑惑。清官就像一块沾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每个人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清官就像一块磨石，砥砺着我们更快更亮；清官就像是一座丰碑，为我们指引着方向，在遍地诱惑，充满干扰的时代中，不至于迷失。

　　海瑞、唐成、焦裕禄、孔繁森……他们就像是一枚枚黄金钥匙，打开每个人深锁的心门，走进来，走出去，发现这个曾被我们误会的世界，还有坚守良知和道德的同类。清官的痛苦和喜悦，是可以与每个人分享的。在经济唱主角的时代里，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关于良知和道德的底线，依然可以寻到奉献、品德的高地，为我们心中那点自认为已被孤立的良心，寻得一份归属。在这个再也没有比陌生更让人熟悉的时代里，人与人就像彼此隔绝的孤岛。我们往往总是选择谁也不相信。但清官的存在，对清官的感动，却凝聚着我们共同的经验和文化认同。由此，我们才能相信我们一直精神相通、休戚与共。（刘姝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