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亚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表达形态。警惕“腐败亚文化”，这是在政治学之外，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视角切入，对腐败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通病；反腐败是一场关乎人性、权力及道德的没有硝烟的持久战。文化是一种普遍认知，“腐败亚文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对于腐败的错误认知。本周刊近期将刊登系列文章剖析解读腐败的人性与文化基因，认清腐败亚文化的危害，以便更好地从文化和制度层面控制腐败、消弭腐败。

     一

    “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的一个思维定式，意味着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内心最深层积淀

毫无疑问，公正无私是人类世界的行事标准，但人类社会并不一定时刻处于这个标准的管辖之下，腐败于是滋生。

腐败与人性、与文化，都是摆脱不了关系的。在学者迪特尔·哈勒、克里斯·肖尔主编的《腐败：人性与文化》一书中，专门有一节是《贿赂、礼品及红包》，反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医疗体系中的腐败现象。在寻求优质医疗资源的过程中，俄罗斯人经常认为另外付费是理所当然的事，只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私下支付酬金就可以被认为是符合道德标准并且是合理的。其中开篇就讲了一位名叫娲娅的女士为了获得优质医疗而送红包的故事：

      娲娅的老朋友尼娜在一家口碑极好的医疗机构工作，娲娅的部分手术由她操刀，而更复杂的部分，则被介绍给了尼娜的同事——更富有手术经验的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让富有经验的优秀医生来给自己做手术，事前如果成功送出红包，患者那就增强了“安全感”“优质感”。而“动用熟人”是一种人们熟知的策略，娲娅通过朋友尼娜，支付给谢尔盖耶维奇150美元，外加几瓶伏特加。这是尼娜与谢尔盖耶维奇达成的“协议”。这笔钱当然不通过医院，而是通过尼娜这个“中间人”，在私下直接付给谢尔盖耶维奇。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给医生送红包，似乎太过寻常。不寻常的是娲娅的看法，恰好验证了什么叫“腐败亚文化”。学者就此问娲娅：你怎么看待额外付费医疗？医生收取这种红包式的“医疗费”合理吗？娲娅立刻坚定地回答：“当然合适了。在前苏联时代，宣扬人应该无偿劳动，这种无稽之谈也该结束了。我觉得我应该付钱，我也付得起，所以理应为他们的专业技能和付出的时间付钱。”

    娲娅的这番评论，把“给红包”定义成一种道德行为，是向专业人士给予她的关照及其专业知识的一种认可与尊重，赋予了金钱在这一行为中的重要象征意义；同时把这种个人行为与超越前苏联时代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这里值得深思的是：在娲娅看来，“腐败”与不道德的反而是整个陈旧落后的医疗体系和官僚结构。“中间人”尼娜也认为，它不再是非法“贿赂”，而是一种“报酬”，是病人向医生提供的合乎道德的适当酬金。

      这种社会心理泛化之后，人人都会想着送红包，认为必须得这样做。到了当下，到了我们这里，有些人做手术送红包，甚至仅仅是为了“放心一点”，不送或送不出去，就会担心手术得不到认真对待。这也说明，社会底线已被越拉越低。

   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创立了人格分析心理学，主张把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层，其中“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的一个思维定式，意味着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内心最深层积淀。在当今社会，一旦有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支柱，集体无意识很快就能层层外传、代代相传。具体到“办事给红包”，就变成了“腐败认同潜意识”，从默认到纵容，从习惯到惯习，变成了一种“腐败亚文化”。

   从更长远的时空看，按人情办事、按关系办事，而不是按规矩办事，这种“集体无意识”会变成“国民性”。

   二

  “腐败亚文化”具有文化的心理调控功能，其传播力、感染力、渗透力都极强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心理形态，“腐败亚文化”具有文化的心理调控功能，其传播力、感染力、渗透力都极强，在不知不觉中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和言行。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山西团开放日说，山西查处的一个副市长贪腐金额6.44亿，超过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6.07亿的财政收入；3月7日，包头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内蒙古银行原董事长杨成林涉嫌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一案，涉案金额超6亿元……这样的贪官落网，网友叫好声一片。

     但我们身边或多或少都出现过这样的看法——提到一些贪官贪腐的金额是几十万、百来万，有人会说“才贪这么点不算什么”、“贪了这么点被抓真不值当”，仿佛只有贪腐几千万，甚至上亿，才算得上“正宗腐败”。这样的心态、这样的看法，这些年渐次增多，构成了公众语境中的亚文化现象，这是对腐败行为的一种扭曲认知。

    “腐败亚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认知偏差。比如，认为腐败或所谓的“轻度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认为反腐败反而阻碍经济发展。作为“社会人”，如果不思考不走脑，往往会被那套“亚文化”理论所迷惑。这样，就让民众越发漠视腐败现象。

   亚文化是一种群体性的伴生文化，比如鞭刑是刑罚亚文化，黑客是网络亚文化。作为次文化、副文化，如今亚文化给主流文化和主导文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大；它能解构和消弭主文化，销蚀并重构公众的社会文化心理。所以，亚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可小觑。

    我们一定要当心“腐败亚文化”，它带来的危害，首先是包容纵容腐败、亚腐败，然后是削弱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和制衡，最后就是让腐败、亚腐败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渗透到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在很大程度上为腐败的滋生蔓延提供丰厚而无形的营养。

     三

     亚文化、非主流的价值观，为“腐败亚文化”提供了成长空间和可能性。怎么预防？有一个维度是从细节做起

亚腐败是腐败的肇始，是腐败的准备和起跑阶段，其表现形式很多。搞“小山头”、“团团伙伙”，“会所里的邪气”，“机关食堂里的歪风”，等等，都属于此范畴，轻重程度不一而已。在一次地方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披露：公务员如今在饭店吃得少了，在机关食堂吃得多了，可有的机关食堂装修比五星级酒店都要好。有个单位的机关食堂，餐具用的是荷兰青瓷，贵的2000元左右一个；红酒杯是奥地利进口的，价格要比普通的贵上一二十倍……这不是直接的腐败，而是间接的“享受”，属于典型的亚腐败。

   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利益至上等亚文化、非主流的价值观，为“腐败亚文化”提供了成长空间和可能性。怎么预防？有一个维度是从细节做起。比如杭州市纪委发出提醒，党员干部赴饭局，必须做好“三问”：谁买单？和谁吃？在哪吃？饭局“亚腐败”，“三问”防腐败。看见这“三问”，您千万别“三笑”——往小里说，这涉及个人品行；往大里说，这正是反腐防腐、防微杜渐、从严治党的大事。

     因为忘了严以修身、严以律己，吃饭吃出“一棚歹戏”的事儿，有过不少。吃饭是必需，吃“饭局”就不是必需，甚至是沉重的负担。“苍蝇式”腐败，往往就是这么来的。有网友倒是说得干脆：“不用三问，一概拒绝。”无论如何，从点滴做起、积小成为大成，是必要路径。

……

     现代治理制度越来越精细化，规则越来越细致明确。从细节规范入手，从制度架构出发，立法规规矩，这正是反腐败的“正文化”建设。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铲除腐败认同心理，发挥“正文化”对腐败的抑制作用，重建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势在必行。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何吉英说过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话：“上面九级风浪，可基层个别地方或纹丝不动或波澜不惊，正风反腐的压力，还有待进一步向下传导。”正风反腐、向下传导，始终需要九级风浪；但与此同时，反“亚腐败”、反“腐败亚文化”，同样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作者徐迅雷系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兼职教授）